[23]参见《立法法》第五十八条签署公布法律的主席令载明该法律的制定机关、通过和施行日期。

更为吊诡的是，如果由立法者负责解释，它在立法时就有可能将条文规定的很粗，不需要规定得很细，这样可以给后面的解释留下更大的空间，这本身是对法治的一个伤害。[15] （3）从根本上来说，文本的公布是立法者的义务。

标准文公布后与法律正式施行之间存在着时间差。（3）媒体公布必须要等权威机关签署公布后才能发布。从逻辑上讲，此时，标准文本还没有公布，真实法律文本其实外界是不知道的，此时进行的修改只是对非标准文本的修正。第七十九条地方性法规、自治区的自治条例和单行条例公布后，及时在本级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公报和中国人大网、本地方人民代表大会网站以及在本行政区域范围内发行的报纸上刊载。因此，认真对待文的前提必须严肃对待法律的公布，必须通过权威的公布形成标准的法律文本，没有经过法定机关公布的文本没有既定法定效力。

因为在法治社会中，立法者也要受自己制定的法律的制约，只有通过公布，民众才能知道立法者有没有遵守法律，并监督立法者，否则，立法者就会把法律放在自己的口袋中变成的私人的东西，随意玩弄，法治也就不存在了。有的国家宪法规定由立法者公布，立法者与公布者合二为一，但更多的国家为了强调法律公布行为的权威性，将立法者与公布者公开，规定由行政首长或国家元首行使公布权。[178]宪法是全面依法治国的根本依据。

[215]整合多学科力量，加强人工智能相关法律、伦理、社会问题研究，建立健全保障人工智能健康发展的法律法规、制度体系、伦理道德。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是一个有机整体，相辅相成，有了好的国家治理体系才能提高治理能力，提高国家治理能力才能充分发挥国家治理体系的效能。五要把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融入法律法规，使社会主义法治成为良法善治。人人充分享有人权，是人类社会的伟大梦想。

习近平同志在浙江工作期间就明确提出建设平安浙江，且指出：我们提出的‘平安，不是仅指社会治安或安全生产的狭义的‘平安，而是涵盖了经济、政治、文化和社会各方面宽领域、大范围、多层面的广义‘平安。加大对技术专利、数字版权、数字内容产品及个人隐私等的保护力度，加快新兴领域和业态知识产权保护制度建设，加强知识产权审判领域改革创新，充分发挥知识产权司法保护主导作用，优化科技创新法治环境。

[29]习近平：《坚持合作创新法治共赢携手开展全球安全治理——在国际刑警组织第八十六届全体大会开幕式上的主旨演讲》（2017年9月26日），《人民日报》2017年9月27日，第2版。[120]这一共同价值崇高目标的提出和传播，使我们站在了国际社会价值和道德的制高点，也极大地丰富和升华了社会主义法治核心价值体系。3.生存权和发展权是首要的基本人权。[111]加强党对全面依法治国的领导，就是要健全党领导全面依法治国的制度和工作机制，把党的领导贯彻到依法治国全过程和各方面，更好落实全面依法治国基本方略。

[116]习近平：《培育和弘扬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2014年2月24日），载《习近平谈治国理政》，外文出版社2014年版，第165页。五是坚持各项人权全面协调发展。我们把全面依法治国纳入‘四个全面战略布局，就是要为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全面深化改革、全面从严治党提供长期稳定的法治保障。[7]习近平：《推进全面依法治国，发挥法治在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中的积极作用》（2020年2月5日），载习近平：《论坚持全面依法治国》，中央文献出版社2020年版，第272-273页。

[108]第四，人民代表大会制度是贯彻实行民主集中制的制度平台，有利于发挥民主集中制的政治优势。[51]当然，由于政策具有因地制宜、因时制宜、侧重指导的特点，而法律具有普遍性、统一性、连续性、稳定性、规范性等特点，二者在实践中不可避免地会出现矛盾、发生冲突。

必须依靠和动员社会力量共同参与法治社会建设，推进基层和社会组织依法参与社会治理，深化多层次多领域法治创建活动，引导和保证城乡基层群众依法自治，推动社会组织依法自律。[72][美]迈克尔·P·托达罗：《经济发展与第三世界》，印金强、赵荣美等译，中国经济出版社1992年版，第50-51、79页。

无论是作为治国的基本方略，还是作为依法办事的原则，法治最终要表现为一种秩序状态。一要切实加强党对立法工作的领导，把党的领导贯彻到立法工作全过程，确保立法反映党和国家事业发展要求、体现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回应人民群众的关切和期待。法治专门队伍主要包括在人大和政府从事立法工作的人员、在行政机关从事执法工作的人员、在司法机关从事司法工作的人员。从法制到法治，以法治国家代替法制国家，这不仅是提法上的变化，更是一次又一次的思想解放，标志着我们党在法治认识上的飞跃。[46] 那么，就当代中国而言，如何处理好党和法的关系？习近平同志以一个逻辑严整、内涵深邃、立场鲜明的理论命题作出了科学回答，即社会主义法治必须坚持党的领导，党的领导必须依靠社会主义法治。因此，在习近平法治思想中，法制和法治不是孤立的两个概念，而是在历史逻辑上相承接、在实践逻辑中相交叠、在理论逻辑上相递进，展现出中国法治实践和法治理论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上的完美蜕变。

我们党在这样一个大国执政，要保证国家统一、法制统一、政令统一、市场统一，要实现经济发展、政治清明、文化昌盛、社会公正、生态良好，都需要秉持法律这个准绳、用好法治这个方式。[25]习近平：《携手追寻中澳发展梦想并肩实现地区繁荣稳定——在澳大利亚联邦议会的演讲》（2014年11月17日），《人民日报》2014年11月18日，第2版。

十四五期间，要继续扎实做好六稳工作、全面落实六保任务，确保不发生系统性风险，提高捍卫国家主权、安全、发展利益的战略能力，努力实现更高质量、更有效率、更加公平、更可持续、更为安全的发展，努力构建整个社会既安定有序又充满活力的新秩序。二是坚持以人民为中心。

这充分表明，加强党对全面依法治国的集中统一领导，既是习近平同志这篇讲话的总基调，也是全面依法治国这项历史任务的总前提，表明党的领导在全面依法治国事业中具有统领性、全局性、决定性地位和作用。对法治概念的分析、阐释和论证，构成习近平法治思想的法理之端、立论之原、创新之基。

他指出，一些党员、干部仍然存在人治思想和长官意识，认为依法办事条条框框多、束缚手脚，凡事都要自己说了算，根本不知道有法律存在，大搞以言代法、以权压法。特别是在党的十九大报告中，他把坚持人与自然和谐共生、建设生态文明和美丽中国作为党必须长期坚持并不断发展的基本方略之一，指出建设生态文明是中华民族永续发展的千年大计，[218]必须实行最严格的生态环境保护制度，形成绿色发展方式和生活方式，坚定走生产发展、生活富裕、生态良好的文明发展道路，建设美丽中国，为人民创造良好生产生活环境，为全球生态安全作出贡献。习近平法治思想是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法治理论、21世纪马克思主义法治理论，与马克思主义法治理论、毛泽东思想的法治理论、邓小平理论以及三个代表重要思想和科学发展观的法治理论既一脉相承又创新发展，集中体现了我们党在法治领域的理论创新成果。第三，人民代表大会制度是实现依法治国的基础和前提，有助于弘扬社会主义法治精神，依照人民代表大会及其常委会制定的法律法规来展开和推进国家各项事业和各项工作，保证人民平等参与、平等发展权利，维护社会公平正义，尊重和保障人权，实现国家各项工作法治化。

习近平同志指出：各国国情不同，每个国家的政治制度都是独特的。积极参与和支持国际执法、国际司法、国际仲裁，参与国际法律服务，积极开展法律外交，使国内法治、涉外法治与国际法治形成合力，为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创造更加良好的法治环境。

[42]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采取一系列重大举措，推动党、国家和社会告别人治窠臼而步入法治的光明大道，开辟了法治文明的崭新局面。推进科学立法、民主立法、依法立法，是提高立法质量的根本途径和保证。

（二）法律的生命在于实施 法律的生命在于实施，法律的权威在于实施，法律的伟力也在于实施。[209]要打破各种各样的卷帘门玻璃门旋转门，在市场准入、审批许可、经营运行、招投标、军民融合等方面，为民营企业打造公平竞争环境，给民营企业发展创造充足市场空间，用透明的法治环境稳定企业家的合理预期，给他们吃定心丸。

[206]2017年，他在党的十九大报告中再次提出建设平安中国。法治则是动态的，包容了立法、执法、司法、守法各个环节的运行。深入推进依法治军、从严治军，就要强调带兵备战打仗的科学性，强调依据体现规律的法律法规和制度开展工作，树立法律法规制度的权威性和执行力。[60]哲欣：《坚持法治与德治并举》，《浙江日报》2006年5月19日，第1版。

不是什么法都能治国，不是什么法都能治好国。[104]习近平：《在庆祝全国人民代表大会成立60周年大会上的讲话》（2014年9月5日），《人民日报》2014年9月6日，第2版。

这种三基本的理论模型亦可作为研究习近平法治思想的一种新的学术范式。我们自己的路，就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

[152]必须在共同推进上着力，在一体建设上用劲。[222] 建设法治工作队伍，首先要把法治专门队伍建设好。